北荷蘭城
1642年8月26日荷蘭人攻佔了雞籠，並將西班牙式地名全部改為荷蘭式地名，譬如將「聖薩爾瓦多城」改為「北荷蘭城」。
雞籠聖薩爾瓦多城的西班牙人投降荷蘭時共446人，包括115名西班牙人、60名婦女與孩童、116名奴僕，以及62名邦般牙人(Pampanga)、93名卡加延人(菲律賓原住民)。西班牙俘虜被荷蘭人運回巴達維亞不久後獲釋於1643年6月29日返抵馬尼拉，不過雞籠長官波提羅(Gonzalo Portillo)因為怕被追究責任不願隨其他人返菲律賓而選擇滯留在望家錫(印尼)，結果馬尼拉總督高奎臘(Sebastián Hurtado de Corcuera)反而承擔了丟失台灣的責任，1644年被判坐牢4年 (註1)。 這些西班牙官員的命運與20年後交出熱蘭遮城給鄭成功的荷蘭長官揆一有著驚人的類似。
高奎臘總督卸任後被監禁在甲米地，剝奪所有財產，原因不僅是失去雞籠，還涉及教會之間的矛盾。Corcuera支持耶穌會將傳教重點放在對南部民答那峨地區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不斷對摩洛族發動戰爭，頻頻用兵的結果，兵力不足就自台灣抽調，離去時還毀掉辛苦苦建立的堡壘，造成荷蘭人來攻時無力抵抗。高奎臘也知道必然導致這樣的結果，不過這就與包括道明會、方濟各會、奧斯定會、重振會等各修會發生矛盾，因為他們主張將傳教重心放在中國與日本，所以需要台灣基地，他們認為失去雞籠與淡水，最大的罪過不是波提羅而是高奎臘。
更重要的是近因是，高奎臘曾因為政爭將屬於道明會的大主教厄南居(Hernando Guerrero)下獄，這就讓雙方的鬥爭白熱化。不過高奎臘身為總督，必須考慮商業的績效，雞籠已明顯成為負擔，將重心轉移至較有價值的南方不能說有錯，並非完全如道明會所說的那樣。 (註2)
關於西班牙人戰敗離開時大雞籠島上各堡壘的狀況概為：「1642年依據荷蘭人接收雞籠地區之報告書的記載，當時共接收了一座大城、一座小城、一座木造城柵、一座圓型堡壘。其中大城即聖薩爾瓦多城，此城共有四個大稜堡，備有22門金屬砲及7門鐵製砲；小城即聖米樣堡，為白色的圓堡，備有4門金屬砲及1門鐵製砲；圓型堡壘即聖路易堡，備有2門金屬砲；木造城柵為聖安東堡，位於聖米樣堡邊上的山丘上。」 (註3)
此處關於城堡名與鮑曉鷗在其著作《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 1626-1642》中所述的不大相同。譬如「木造城柵為聖安東堡，位於聖米樣堡邊上的山丘上」，「聖安東堡」即鮑書的「聖安當堡」（San Antón，又稱「看守堡」La Mira），根據鮑書此堡位於全島的最高點，是較大的圓型堡壘。是否有可能圓型堡壘其實是聖安東堡，小城為聖米樣堡，木造城柵可能為荷人來攻臨時建造的陣地?
根據林會承文第66頁的(圖12)：「西元1654年手繪淡水及附近村落及雞籠嶼圖」(繪圖者： Simon Keerderkoe)。但林文在第67頁又提到：
另外，荷人似乎也將艾爾騰堡(當時似乎也稱為諾貝侖堡Nobelenburgh)改建為方形堡壘，其型式與大員的烏特勒支堡類似。
如此又與鮑曉鷗稱的「桶方堡」（El Cubo）是方型的似乎有關連，或許此堡一直都是方型的從來就沒有改變過，這些仍有待未來進一步研究。
荷蘭人接收後將原「San Millán」（「聖米樣堡」即「聖米崙堡」）改名為「Victory」（維多利亞堡），原「San Luis」（聖路易堡）改名為「Eltenburgh」（艾爾騰堡）。接著1644年荷蘭人將聖薩爾瓦多城拆毀，磚石運往大員及運到淡水興築Fort Antonio(安東尼堡)，僅保留南方的稜堡一座(即「聖安當大稜堡」San Antonio Grande)稱為「Fort Noord Holland」(北荷蘭城) (註4)。 荷蘭人還把聖加大利納灣(今蘭陽海灣)改名為St. Iago(聖雅各灣），聖加大利納岬（今三貂嶺）改名Hock van St. Jacob，或稱Pointe Iago(聖雅各角） (註5)。
由於大員水域逐漸淤淺，荷蘭船常要冒著擱淺的危險，因此巴達維亞方面曾考慮放棄大員全部移到雞籠來，但大員方面反對，因為擔心中國船已經習慣來大員，而中國船吃水較淺比較不擔心擱淺的問題。但後來由於鄭清戰爭與清朝實施海禁，中國船就少來了，這讓大員陷入困境 (註6) 。到了1661年2月荷蘭人在大員失守，因當時的北荷蘭城已十分破舊加上兵力不足，荷人決定棄守，主動破壞城堡撤往日本長崎。(註7)
1664年8月荷蘭人再度回來，重新修復城堡恢復4個稜堡的形式並增加了半月堡(荷人到底恢復了幾座稜堡仍有爭議)及許多房舍。1666年鄭經派勇衛黃安來攻打沒有成功，1668年10月荷蘭人自行炸毀了北荷蘭城的城堡主動離開，之後鄭經的軍隊進佔。 (註8)(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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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歐陽泰 ( Tonio Andrade)，《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台北市：遠流出版社，2007)，頁210-211。
註2： 中村孝治原著、賴永祥譯，〈十七世紀西班牙人在台灣的佈教〉《台灣史研究—初級》，頁135。
註3： 林會承，《台灣的西式城堡》(新北市：淡水紅毛城修復暨再利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頁65。
註4： 鮑曉鷗，《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 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頁410。
註5： 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載於：http://twstudy.iis.sinica.edu.tw/oldmap/doc/Taipei/Taipei05.htm（最後瀏覽日2019.12.4）
註6：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台灣早期史研究》，頁319。
註7： 村上直次郎譯著、中村孝治校注，《巴達維亞城日誌》第三冊，頁263-265。
註8： 林會承，《台灣的西式城堡》，頁65-68。
註9：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台灣早期史研究》，頁322-328。